
[四个人,四句评价,把毛主席的一生“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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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蒋介石被迫退到台湾。
那天夜里,他站在基隆港的甲板上,海风很大,海水打在船舷上,溅到他的鞋上。
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
有人悄悄听到,他叹了一句:
“这个人,有雄才大略,让人不得不服啊……”
他口中的“这个人”,是毛泽东。
那一刻,谁也不知道,隔着一片海,还有几个人,在用完全不同的身份和立场,打量过同一个人——
老师、民主人士、对手、盟友。
他们给出的评价,出奇地一致。
而这些评价背后,是一条从韶山冲泥巴地里,一直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路。
这条路,走了几十年,也换来了“旷世之才”四个字。
一、乡下少年被老师“相中”的那一天
1913年,长沙的秋天有点闷。
湖南省城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来了个穿着有点土的学生。
粗布长衫,鞋子洗得发白,裤脚还有没拍干净的泥。
他叫毛泽东,十八岁,从韶山的山沟里来的。
报名那天,他把户口、介绍信一张张摊在桌上,手指有点粗,捏纸时有些笨拙。
老师翻着他的材料,随口问:“你以后想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想读书,想看看天下是怎么样的。”
话不多,却说得很稳。
负责考核的老师里,有一个中等身材、戴着圆框眼镜,走路总是端着身子的人——杨昌济。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
“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那时候,毛泽东还不知道,这个眼镜先生,会是他命运里极关键的一个人。
进了学校,他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木板床吱呀作响。
晚上,别人睡了,他还在床头点着昏黄的油灯。
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书:《伦理学原理》。
旁边放着一本比书还厚的笔记本。
密密麻麻的字,爬满了空白处。
他有个怪习惯——
“不动笔墨不读书。”
书上每一个观点,他都要画圈、打叉,在旁边写上自己的看法。
有的地方,他直接写:“未必如此。”
一部《伦理学原理》,印刷的时候是十万字,读完的时候,被他“加”成了十一万两千字。
图书馆里,常能看到一个高个青年,胳膊夹着一本世界地图,另一只手提着一摞书。
借书记录上,他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时事通”。
有时候,晚上下自习,他会拿着一张报纸,跑到橘子洲头,几个人围坐一圈,听他讲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
有人问:“中国要怎么办?”
他盯着江面看了很久,慢慢说:“总得有人做点事。”
后来,学校要写作文,题目叫《心之力》。
他写了一篇,交上去,没有刻意用艰深的词,就是讲人心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
杨昌济批阅的时候,看着那一页页清瘦的字,几次停下来。
他给了最高分。
在评语里写:
“其人,非池中物。”
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个学生,会为学费发愁,会在冬天把棉袄翻来覆去地穿。
他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要带着一群人,爬雪山,过草地,打仗,丢人,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杨昌济却隐约看到了:
这个乡下来的孩子,眼睛比同龄人看得远,心里也比别人多背了一点东西——一个国家,一群穷人,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预感,这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到风口浪尖上。
而那时候,风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二、“窑洞里”的一问一答
1945年,延安的雨下得很细。
黄土高坡上,几排窑洞静静趴在山腰里。
从远处上面飘着炊烟,下面站着警卫。
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被领到一孔窑洞里。
他叫黄炎培,教育家,民主人士,此前跑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政权兴衰。
窑洞不大,墙是土的,灯是昏黄的。
毛泽东迎上去,笑着伸手:“黄先生,欢迎到延安来。”
两个人面对面坐下,一杯茶端上来,杯口还有一点崩口。
聊了黄炎培突然收起笑,慢慢说:
“我在五十多年经历中,看了不少兴亡盛衰的事……”
他讲自己见过多少朝廷、政府,从热闹到冷清,从高堂到瓦解。
压低声音问:
“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跳出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窑洞里安静了几秒。
外面传来远处孩子的笑声,夹着马蹄声。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
烟雾在窑洞里慢慢散开,他把烟放在指间,抬头看着黄炎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他一字一顿: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他没有去讲高深的理论,只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后来回忆,说自己那天晚上“深为动摇”。
他看过太多掌权的人,听过太多漂亮话。
但眼前这个穿灰布军装、坐在土炕边上的人,说这番话时,语气平静,没有表演,眼神却很坚定。
毛泽东不是第一次面对“质疑”。
在党内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说他“山沟沟里来的,不懂马克思主义”,有人反对他的军事策略,有人甚至要把他拉下领导岗位。
延安的窑洞里,曾经连夜开会,针锋相对。
有人拍桌子,有人拂袖而去。
他听,争,反驳,有时也让步。
他常说:
“团结——批评——团结。”
他不怕有不同意见,反而怕没人说话。
只要人还在,只要不是敌人,他就愿意把人再拉回来,一块干。
黄炎培从窑洞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抬头看着漫天的星星,突然觉得,这个黄土地上的政权,和他过去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他后来对人说:
“毛泽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和不同意见的人合作。”
这不是客套。
那晚窑洞里的对话,被记下来,成了“窑洞对”。
很多年后,人们回头才明白:
一个人敢不敢被问,一个政党敢不敢被质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走多远。
三、对手的“服”
时间往前推回去。
1927年,南京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蒋介石坐在深宅大院里,穿着整整齐齐的军装,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那天,他做了一个决定——清党。
“共产党,必须清除。”
不久之后,上海、广州、武汉……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被抓,被杀。
那时候,谁要说“井冈山上那点人以后会打败南京政府”,大概会被当成笑话。
井冈山上确实只有一点人。
山高路远,常常吃不饱,枪也不多,有时候一支枪两个人轮。
毛泽东披着一件旧军大衣,晚上跟战士一起蹲在火堆旁烤脚。
山风一刮,火苗乱跳,照出他脸上的棱角。
有人劝他:“国民党那么大,我们这么点人,要不先躲一躲?”
他摇头,把树枝塞进火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当时听起来有点狂。
后来的路,更狂。
长征开始时,红军有好几万人。
一路走过去,山,雪,草地,追兵,飞机。
前面是封锁线,后面是追击队。
有一段路,几乎每一步都有可能是绝路。
湘江一战,尸体漂满了河。
很多人那时候以为,红军活不下来了。
中央开会,吵得很厉害。
有人坚持原来的路线,有人提出新意见。
毛泽东被冷落过,被压过,但他咬着牙,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遵义会议上,决定转向,改由他来主持军事。
从那之后,红军“绕着走”,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去。
翻雪山,走草地。
雪山上,衣服单薄的人,嘴里哈出的气立刻成霜。
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毛泽东的脚在战斗中受过伤,长征时经常肿起来,走几步就疼得难受。
他咬着牙,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挪。
每到转折关头,他就趴在地图上,一遍遍看路线,算时间。
十年后,这支被赶到大山里的队伍,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解放战争开始。
西柏坡,一个小村庄,几排土屋,几张木桌。
毛泽东住的屋子很简单,木床,木桌,蚊帐有补丁,窗户纸被风吹得鼓鼓囊囊。
桌上铺着厚厚一摞战场电报。
他拿着烟,低头看地图。
辽沈、淮海、平津……一场接着一场。
国民党军装备好,飞机、大炮、坦克都有。
但一到战场,常常摸不着对手的节奏。
有人被围住了,还以为自己在包围别人。
淮海战役时,老乡用小车推着粮食,推着伤员,绵延几十里。
有人一只手推车,另一只手拎着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干粮。
“多推一点,前面就多一口饭。”
补给线,从农民家里一直通到前线。
这是蒋介石没有的东西。
直到撤退到台湾,他终于明白,自己输的不只是兵,不只是枪。
他输给的是对方背后那一整个“人”的海洋。
所以他会说:
“让人不得不服。”
那是一个对手,对另一个对手最后的、不得不承认的评价。
四、盟友眼中的“对手”
远在北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冬天的窗玻璃总是结着冰花。
斯大林坐在办公室里,手里夹着烟,桌上摆着几封来自中国的电报。
他见过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昙花一现,有的走着走着就变了味。
他对中国,一开始也不放心。
有一段时间,他更信任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觉得毛泽东“有点农民气”。
可时间一点点过去,电报一封封发来,他看到的是一支队伍从崩溃边缘走回来,从山沟里走出来。
抗战时期,很多人主张要么妥协,要么幻想速胜。
毛泽东写了一篇《论持久战》,厚厚一本小册子。
他不在书房里空想,而是拿着小棍,在地上画圈——日本的力量圈、中国的力量圈。
谁先疲惫,谁撑得久,他算得清清楚楚。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被他一句句拆开。
斯大林看着这本被翻旧了的《论持久战》,皱着眉,想了很久。
后来,解放战争打得最紧的时候,有人建议毛泽东要完全听莫斯科的指挥。
他偏不。
他会去争,也会据理力争:
“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做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有帮忙,也有压迫。
在两大阵营紧绷的冷战里,他没有完全倒向哪边。
“两只手都要硬”,他这么说。
“两弹一星”,钱从哪里挤出来?
很多人现在很难想象,当时有多穷。
厂房是土坯房,仪器是拼凑来的,研究员住在集体宿舍,吃带沙子的菜叶子。
毛泽东在会上拍板:
“咬紧牙关,也要搞出来!”
几年后,蘑菇云在戈壁腾起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一声闷响,是中国在世界面前说了一句:
“我来了。”
斯大林晚年说过:
“我死了以后,你们没人是毛主席的对手。”
这话,不是奉承。
是一个老牌大国领袖,在看着一个新国家站起来时,对对方那个“掌舵的人”的判断。
在他眼里,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很危险,却也很厉害的东西——
不怕你,不靠你,也不会随便跟你走。
五、从泥巴地到世界版图
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韶山冲,一个普通的湘中山村。
雨后,田里的泥很烂,孩子们光着脚在田埂上跑。
有一个男孩,经常趴在屋檐下,用手指蘸着碗里的水,在地上写字。
写完,很快就被风一吹干。
他又写。
有时候,他会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走去哪里。
一辈子,他从农家子弟,到被老师看中的学生,到“问题青年”,到被追杀的红军,到长征路上的“主心骨”,到延安窑洞里的“听众”和“发言人”,到西柏坡的小屋,再到天安门城楼。
有人夸他,有人骂他,有人崇拜,有人反对。
但无论是杨昌济的“非池中物”,黄炎培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蒋介石的“不得不服”,还是斯大林的“无人是其对手”,
这些来自不同立场、不同年代的人,在看同一个人的时候,不约而同指向了几件事:
他敢想,也肯做;
他能听,也会改;
他会算账,也会算人心;
他一辈子都把“天下”和“人民”这两个词,压在自己的笔下、嘴里和决策上。
很多今天的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苦,那时候的风险,那时候一条路线选错,就是千万人生死的代价。
但故事留了下来。
一个少年,从乡下走出来,被老师看中,被朋友簇拥,被敌人追杀,被对手认可,被盟友敬畏。
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神话,只有一步一步的选择和承担。
当我们今天再看到那几句评价——
“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雄才大略,让人不得不服。”
“你们没人是毛主席的对手。”
会不会更愿意多问一句: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走到这一步,需要付出什么,又要放弃什么?
你呢?从毛主席的这些故事里,最触动你的,是哪一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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