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明朝的灭亡与白银短缺有直接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明朝时期，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目可高达三四百万两，总计近三亿两白银流入中国。而加上历代的积累，当时国内的白银存量已经突破了8亿两。那么，这些大量的白银究竟去了哪里呢？中国经济的体量是否真的大到8亿两白银也无法填补财政赤字？通过对明代货币制度的分析，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了解为何明朝会爆发“银荒”，以及在银荒爆发后，朝廷又做过哪些应对尝试。
明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的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历代朝代都存在的货币问题，最终成为决定明朝命运的关键难题。尽管如此，明朝在众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根本问题。
最初，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发行的依旧是铜钱（大中通宝）。那时的明朝正处于国家初建阶段，经济体系尚未稳定，朱元璋并没有对其他流通货币进行严格干预，依然采用过渡性策略。但到了洪武八年，朱元璋认为时机成熟，便开始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并宣布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和铜钱进行交易，明确纸币为唯一法定货币。这一政策即是著名的“钱禁政策”——即“只准用纸币，不准用金银”。
展开剩余84%然而，朱元璋在发行纸币时，却没有为其预留准备金，也未设定纸币的发行限额。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计划允许民众将纸币兑换为金银。换句话说，人民可以用金银兑换纸币，但不能用纸币兑换金银。这一制度设计漏洞百出，很快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信用危机。到正统初年，明宝钞的市场价值已经从最初的“一贯钞兑一两银”贬值至“1000贯钞兑一两银”，在60年间贬值了近千倍。
纸币贬值问题的严重性，在永乐朝便已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曾尝试过多次回收过多流通的纸币，但成效始终有限。仁宣之后，朝廷官员曾就限制通胀提出过多种措施，然而这些尝试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除此之外，纸币还面临折旧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回收已经发行的纸币，导致纸币不断折旧。商人们迫于无奈，根据纸币的新旧程度进行折价，出现了倒钞现象，甚至一些地方官员在收税时使用新钞，而上交国库时却使用旧钞，从中赚取差价。
直到成化年间，丘濬提出了“物与币两相当值”的货币理论，批评了不兑换纸币制度和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建议实行银钞并行的货币制度。然而此时，纸币已经失去了信用，钱禁政策自然也失去了意义，退出市场是必然的。至于铜钱，因铸币数量有限、私铸泛滥，且无法满足日益繁荣的经济需求，逐渐也成为无法承担主要流通功能的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便成了明朝的唯一选择。尽管中国并不盛产白银，但白银在多个方面具备了铜钱和纸币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白银的相对稳定性和较强的保值能力使得它在众多货币形式中脱颖而出。那么，为什么明代会选择白银作为主流货币？在《历代钱法楮法得失》一书中，明代名臣刘定之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自周以来，率用钱，而钱之弊在于轻重不中……钱轻则物必重，而有雍遏不行之患；钱重则物必轻，而有盗铸不已之忧。必若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则庶乎轻重得中矣。自宋以来，率用楮，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少造则钞贵，过少则不足；多造则钞贱，过多则不可以行。”
刘定之指出，铜钱和纸币都存在着“贵贱不均”和“轻重不合”的问题，无法满足大规模的流通需求。尤其是铜钱，由于明代铸造数量有限且流通不畅，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经济需求。而纸币，则因其没有稳定的价值基础和准备金支持，导致了严重的贬值现象。因此，白银成为了唯一能够稳定流通的货币。
随着明代中期的银矿开采和国内外贸易的推进，白银的来源得到了极大保障。尤其是明中期，解除禁海后，来自美洲和日本的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到达高峰时，美洲白银每年流入中国可达100-200万两，而日本的白银流入则高达300万两。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开始重视本土的银矿开采，特别是云南的银矿每年可以贡献30万两白银。
明中期，随着白银的涌入，货币体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成化年间，丘濬进行了货币制度改革，废除了纸币和铜钱的禁用政策，并提出了银钞并行的制度，确定白银作为核心货币。这一变革使得白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流通货币，也让明朝被称为“白银帝国”。然而，白银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依赖白银的财政结构，给国家带来了相对的经济控制力减弱。
由于中国并不盛产白银，且国内银矿的产量在宣德朝后逐渐下降，白银的供应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到16世纪末，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北方地区已出现由于银荒导致的社会危机。而到了17世纪，全球范围的白银危机爆发，日本等国开始限制白银出口，这让明朝的“白银帝国”开始显得不堪一击。
其实，将这一现象称为“白银短缺”并不完全准确。真正的问题在于白银的不断贬值，以及白银的流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在全球范围的白银供应危机中，各国普遍采取了限制银矿出口的措施，导致明朝白银进一步“短缺”。与此同时，明朝的贵族和商人对白银的过度囤积，使得大量白银未能有效进入市场。
《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曾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缺少白银，而是社会上物资的匮乏和金银流通的不畅。正如他所说：“今夭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吾谷、山林之本，墙下之桑，池之鱼耳。” 换句话说，白银的流通不能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问题。
然而，在明朝末期，更多士人支持“废银论”，他们认为白银的集中使用加剧了贫富差距，甚至有学者主张废除白银作为货币，试图消除其财富分配的功能。黄宗羲便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认为，白银的过度集中使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进而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尽管如此，白银在明朝已经成为了主要流通货币，政府对其控制力越来越弱。到了崇祯十六年，政府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尝试重新发行宝钞，企图以纸币来替代白银，但很快就遭遇了强烈反对。市场的动荡、社会的不满，最终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明朝财政的崩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货币政策的失败，也有社会经济体系逐渐松弛的原因。最终，白银成为了明朝财政崩溃的导火索，成也白银，败也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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